民国四十二年的台北，与程慈航刚抵步时已大不相同。美援物资如潮水般涌入这座岛屿，中山北路上建起了第一批西式办公楼，西门町的电影院每逢周末便挤满了看好莱坞新片的年轻人。从大陆撤退来的外省人渐渐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——眷村里飘着各地口音，南腔北调在窄窄的巷子里交织，像一锅慢火炖着的杂烩汤，五味杂陈，却也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这年七月，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。消息传到台北时，程慈航正在警务处值夜班。收音机里播报着停战协定的条款，播音员的声音平静而克制，像是在宣读一份气象报告。打了三年，死了几百万人，最后停在了开战前差不多的地方。走廊里有人议论，说停战协定一签，反攻大陆就没指望了，也有人说至少第七舰队还在。程慈航没有参与讨论，只是把面前的档案合上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台北的夜色。那天晚上月亮很圆，淡水河上波光粼粼。他想起南京的秦淮河，想起那些在河上飘着歌声的夜晚，想起林映雪，想起黎丽丽，想起那些死在战争中的人，想起那些还活着、却再也见不到面的人。

变化也在更细微的地方发生着。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，除了京戏和国语流行曲，开始有了一些轻快的台湾民谣。那天傍晚程慈航下班回到青田街，柳素贞在厨房里做饭，念台趴在廊下看连环画。五斗柜上的老式飞利浦收音机开着，正在播一首歌，一个软糯的女声在唱：「我爱台湾好地方，唱个台湾调。海岸线长山又高，处处港口多险要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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